领域 |
具体内容 |
政治上 |
改革弊政、整顿吏治(主要针对贪腐问题) |
经济上 |
推行休养生息 |
文化上 |
敦行教化、兴办教育,移风易俗(整合了男子蓄辫、女子缠足等满汉习俗) |
出处 | 论述 |
《安平县志·土产志》 | (玉米)不论高山峻岭及岩石之中,均可种植,功省收倍,而且粘谷一石得米五斗,玉米一石竟可抵食米八斗,味甘养人,略亚于稻谷。 |
《遵义府志·农桑》 | 岁视此(玉米)为丰歉、此丰,稻不太热亦无损,价视米贱而耐实,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 |
《思南府续志·食货》 | 山农锄载石之土,杂种玉来、高梁、粟谷,尤恃番薯以给朝夕。 |
据此可得出的共同结论是( )
朝代 |
耕地面积(亿市亩) |
人口(亿人) |
人均粮食种植面积(市亩) |
粮食亩产(市斤) |
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市斤) |
战国中晚期 |
0.90 |
0.846 |
4.23 |
216 |
2027 |
西汉末 |
2.38 |
2.240 |
3.76 |
264 |
2151 |
唐 |
2.11 |
1.990 |
3.76 |
334 |
2396 |
宋 |
4.15 |
3.900 |
3.75 |
309 |
2179 |
明 |
4.65 |
4.200 |
3.28 |
346 |
2255 |
清中叶 |
7.27 |
6.180 |
1.71 |
367 |
1260 |
时间(年) | 比重 |
1402 | 89% |
1430 | 86% |
1496 | 94% |
1578 | 88% |
1589 | 90% |
1600 | 88% |
1611 | 92% |
材料:王夫之(1619- 1692),人称“船山先生”,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王夫之一生所著甚多,其中由30卷(读通鉴论》及15卷《宋论》所构成的史论,体现了其鲜明的历史观。而明船山之“史”,需观船山之“易”。在船山思想体系中,易学处于中心,统摄诸事之理;史学则处于外围,涵摄理之事征。“历史发展有无规律?如果有,是依照何种规律发展的?”在此之前,史学家多将朝代更迭所显现的治乱循环作为历史规律,船山反对此种分法,他认为治、乱仅是阴、阳二气运动的表现形态,在治、乱表象下,历史是沿着进化的方向发展......历史为何而存在?”船山说:“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他认为,以史为鉴的目的不在于一姓之私能否常持大宝、资鉴君子能否青史留名,而在于仁政能否施行、百姓是否安居。由此可见,仁政、史鉴交相为用,乃是船山治史、研史之目的与意义所在。
——摘编自罗淼《王船山的历史观》
材料一:后代人们,由其现实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孔子)保守的方面,或强调其合理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它们,以服务于当时阶级的、时代的需要。于是,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孔子的面貌随时代、阶级不同而变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民也,非为一姓也。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夫治天下犹曳(ye,拖拉)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三:史论黄氏(黄宗羲)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móu,相当)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
材料一:明洪武六年(1373年)冬,刑部尚书刘惟庸奉旨编定《大明律》,经多次修订,于洪武三十年正式颁行。《大明律》在内容上主要继承了唐律中有关尊卑贵贱、同罪异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等条款。在体系上,采取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律的分类体系,这种按行政部门类别进行立法的做法,其影响及于清代。朱元璋从总结历史经验中体会到,法是“国之防范”,刑是“人君用之以防民”的治世工具。因此,他强调“重刑威慑”、“恩威并济”。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所以,《大明律》对官吏的贪腐行为,处罚特别重。
——摘编自朱绍候《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罗马法指通行于整个古罗马世界的法律总称。自罗马建立共和国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所产生法律被称为公民法,仅适用于罗马公民。随着罗马疆域的不断扩展,罗马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需要处理的罗马公民与非罗马人之间的事务日益繁多。于是,一种不同于公民法的新的法律体系--万民法逐渐形成。万民法克服了公民法的民族狭隘性与繁琐的形式主义,具有开放性与灵活简便的特点。帝国初期,奥古斯都授予一些法学家以“公开解答法律的特权”,因此法学家的解答、皇帝的敕令等逐渐构成了罗马法重要的内容。哈德良统治时期,开始对罗马法进行系统整理。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组织法学家编纂《民法大全》,将罗马法的发展推向鼎盛。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古代卷》等
材料一:在近代科学组织中,英国皇家学会的产生较为典型。1662年,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批准成立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学会把具体的探索任务或研究项目分配给会员个人或小组,同时,学会还要求会员进行任何他们将促进学会目标和科学研究的新实验,定期举行会议,让会员通过做报告和演说向学会汇报研究成果,演示实验等,所有会员都可对所提出的科学问题进行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根据各学科的特点,建立了一些专业学术委员会来指导学会各部门的活动。1665年3月,学会出版学术刊物《皇家学会哲学学报》。在科学研究方面,皇家学会致力于科学实验和科学创新。学会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和鼓励使得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就。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
材料二:中国之有科技社团早自明代始。明嘉靖年间,祁门人徐春甫在顺天府成立了一个名叫“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医学团体。在此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科技社团一直没有得到发展。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的晚清最后十几年,是中国近代科技社团萌芽与创立时期。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规模都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夏创立于美国。发起人是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中国科学社由于后来大多数会员回国工作,便于1918年把社所迁回祖国。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事业在社章中做了规定。这些科学事业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办《科学》月刊。第二,创办上海明复图书馆。第三,创设研究所。第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要的科技社团之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屈大均(1630-1696年) ,广东番禺县人,师从南粤大儒陈邦彦,曾游历荆、楚、吴、越、秦、晋等地,广泛结识顾炎武等中原名流学者。他倡导“以诗为史”,以史学眼光进行诗歌创作,创作出《垄土行》《民谣》《蛋户》等现实主义诗篇,赋予了岭南诗派强大的生命力。他对岭南历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整理,选编整辑《广东文选》《广东文集》等著作,保存了岭南的文化精华和珍贵史料。屈大均的史学著作也相当丰富,主要代表作有《广东新语》和《皇明四朝成仁录》。其中《广 东新语》记载了广东政治、经济、民生、天文地理、风俗商贸、海外贸易等内容。屈大均治学务本求实,注重本土的国计民生,把发展乡邦文化和发展地方经济相互结合,成为他治学的最大特色,对整个岭南文化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摘编自冼剑民 关汉华《试论屈大均对岭南文化的杰出贡献》等
——摘编自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
材料二:北京祭坛处于中国古代祭坛文化集大成的地位。清帝均重视礼制建设,都表现出对祭祀活动的无比虔诚。在不同的祭祀中,用不同等级的敬神礼仪和乐舞来表示他们对诸神的崇敬。这些祭祀中,天的地位是最高的,对地神的祭祀是仅次于祭天仪典的祭祀。土地、五谷组成的社稷就代表了生命的根本,也是国家命脉所在。而祭祀礼仪、乐舞构成的中国特有的敬神文化,反映出来的是人对自然的敬畏,渴望天人和谐的精神。这些祭祀仪程冗长、礼仪繁缉,耗费人力、物力,充分地衬托出皇帝众神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威严,显示祭祀活动的严肃性,创造神秘的祭祀氛围。
——摘编自姚安《清代北京祭坛建筑与祭祀研究》
材料:1449年,蒙古族瓦刺军南下,在河北土木堡奇袭成功,明军50万大军溃退。在景泰帝支持下,兵尚书于谦率领明军顺利抗击了瓦剌军的多次来犯。1451年,于谦总结了各方面经验,决定废除“三大营”体制,整肃军纪、惩办贪污渎职,对军队朝度进行大力改革。实行各兵种混合编制、精选将领、严格操练等,最终建立了团营。此外,于谦十分重视民壮的招募和选拔,他精研战阵操法,编成的《武经要略》在军队中得到传播。改革弥补了“三大营”体制的缺陷,明军的整体素质大大提升。后未,瓦刺军再次来侵犯明朝时,于谦治理的军队发挥了其整体威力,把瓦军杀得溃退而归。
——据《中外名将录·于谦》等整理
材料一:清代县以下为基层社会,清代基层社会主要的构成要素有三大系列社会组织;一是官方出面组织、作为上层统治伸向基层统治触角的里社保甲坊厢系列;二是聚族而居、自然形成的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三是同样自然形成、互动共生的经济型乡族组织及行业组织系列。这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或平行,或重叠,或交错,其所处位置及相互关联的方式,反映了清朝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及发展态势。
——摘编自张研等著《清史十五讲》
材料二:尽管绅商阶层同传统的绅士和旧式商人阶层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下表是苏州几名上层绅商的产业及收入分布情况。
姓名 |
田产及收入 |
商业资本及收入 |
近代企业投资 |
尤先甲 |
祖传田产6、7千亩,年收租约5万元。 |
同仁和绸缎庄资本2万元,年销售额约6万元。 |
投资苏经苏纶丝、纱两厂,新老股各占20股以上,最低资本额2600两 |
张履谦 |
祖传田产4、5千亩,年收租约3万元。 |
保裕典资本2万元,年营业额9万元,年收典息约1.5万元。 |
同上,但在任该两厂经理期间垫款甚多。 |
杭祖良 |
购置田产约数百亩。 |
杭禄富记纱缎庄,资本约2万元 |
苏省铁路股东,苏经、苏纶厂少量股本。 |
——摘编自《苏州商会档案》
材料三:在2014年9月召开的全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
——摘编自《人民网》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保护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材料一:长城区域是我国质史上森林分布的重要地区,但从明代尤其永乐迁都之后,随着这一地区冶铁、釆木烧炭等行业的发展,很多地方“斧斤如雨,喊听震天”,导致明中后期许多地方“山场树木砍伐尽绝,以致今柴炭价贵”。明朝政府一直对皇陵山脉、名山、边境执行禁伐政策,但很多时候对于盗砍边林树木者“沿边守备操防,不惟不能禁约,且索斧锯等钱,通同卖放。”
——摘编自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釆伐与禁伐》
材料二:中世纪时期,英格兰至少有400万英亩林地。随着16﹣18世纪进步观念不断被英国人接受,砍伐森林被视为征服自然、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合理行为。这一时期,英国森林覆盖率不断下滑,到180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总共还有不超过200万英亩的林地。1875年,议会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提出:新森林地区作为英格兰唯一幸存的原始森林,应该加以保护。187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森林法案》。1878年《埃平森林法》的通过制止了对埃平森林的圈占,并在四年后对公众免费开放。
——摘编自李鸿美《崛起的代价:16﹣18世纪英国森林的变迁》
材料三: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上台时面临严重的森林保护问题。他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保护森林而奋斗。他从国有森林中划定1.5亿英亩未出卖的森林,作为国家森林保留地,并把国家森林移交给农业部,下设森林局,按科学方法进行管理。1902年,国会通过“新地开垦法案”,规定从出卖国有土地的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兴办灌溉工程,并为此成立开垦局。罗斯福还创设5个国家公园,4个野生动物保留地,50个以上的野鸟保护地。
——摘编自吴于盧、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一:唐朝时,周边各族迅速发展,唐初东突厥多次南下进攻。贞观年间,唐军大举反击,击败并俘获东突厥可汗,东突厥汗国灭亡。唐玄宗统治时期,东北的靺鞨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册封其首领为渤海郡王。唐代吸收前代的经验,在归顺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都护府与羁縻州,以本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并得以世袭。吐蕃也摹仿唐朝制度,设置各级官员,委任官吏,还多次遣使向唐朝求婚,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嫁给吐蕃赞普。唐穆宗时与吐蕃会盟,盟约里写道:“患难相恤,暴掠不作”。
材料二:清廷在对边疆地区管理时,凡军国大权,以及制定法律、机构配置、军队部署、民族上层分子的封赏爵禄,都需要经过中央政府的认可。至于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等地方性管理事务,都由各所在民族头领或官员自行处理或支配。清政府根据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历史传统和信仰习惯的差别,采取不同的行政管理方式。东北诸民族与满族关系密切,清政府多采取八旗制形式;蒙古族则用盟旗制,维吾尔族仍沿袭伯克制,西藏则以噶厦治政,西南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等。不仅如此,清朝统治者还对各民族的头领人物都竭力加以优待,同时采用分而治之的方式加以防范。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明朝末年,《遵生八笺》首次记载辣椒,称为“番椒”。最早食用辣椒的是贵州及其相邻地区,“土苗用以代盐”。辣椒的扩散是伴随着农业“内卷化”进程的,人口的增殖使农民的副食选择越来越少,不得不将大量的土地用以种植高产的主食,辣椒作为一种用地少,产量高的调味副食受到越来越多的小农青睐。
——据曹雨《中国食辣史》等
材料二:“卑湿之地”的特殊地理气候是湖南人嗜辣的客观原因。湖南人把辣椒文化视为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并由此提炼出湘人的“辣椒精神”。毛泽东诙谐地将辣椒与红色革命精神联系起来,“不吃辣椒不革命”。辣椒传入中国虽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辣椒文化已经完全融入中华饮食文化,在国人的饮食生活中演绎出不同风味,各地不同的辣味孕育出各具特色的代表菜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去当地品尝最地道的辣味美食。
——据张艺凡等《辣椒传入中国的地域文化影响》
材料:公元前1000—公元1800年部分时期世界上最大的三座城市
时间 | 第一 | 第二 | 第三 | 时间 | 第一 | 第二 | 第三 |
公元前1000年 | 西安 | 洛阳 | 公元800年 | 长安 | 洛阳 | ||
公元前800年 | 西安 | 洛阳 | 公元1000年 | 开封 | |||
公元前650年 | 临淄 | 洛阳 | 公元1200年 | 杭州 | |||
公元前430年 | 公元1350年 | 杭州 | 北京 | ||||
公元前200年 | 长安 | 公元1500年 | 北京 | ||||
公元100年 | 洛阳 | 公元1600年 | 北京 | ||||
公元361年 | 公元1700年 | 北京 | |||||
公元500年 | 洛阳 | 公元1800年 | 北京 | 广州 | |||
公元622年 | 长安 |
——整理自坎德勒·特舍斯《四千年城市发展史》
上表能够反映古代中国大城市变化的多种趋势。指出其中一种变化趋势并阐释其原因。
材料: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作过程。这个体系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间有着极为深刻的互相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着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中原地区的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将打破业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
——据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试题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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