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创新与贡献 | |
古希腊 | 民主制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创造出法治基础上的任期制、议会制、差额选举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 |
古罗马 | 创造出世界史上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善、对后世影响最广泛的古代法律。罗马法成为近代许多欧洲国家的法律基础 |
古代中国 | 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权力集中,皇权至上,中央机构职责分明、权力制衡、相互补充,中央有效节制地方。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 |
近代英国 | 君主立宪、议会主权、责任内阁、政党政治 |
近代美国 | 联邦制、总统共和制、分权制衡、民主制、政党政治 |
新中国 | 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等 |
①属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研究范畴
②世界政治文明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③世界文明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④不同文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材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1978年,我国主要产品产量是:粮食6095.3亿斤,棉花4334担,布330.9亿尺,钢3178万吨,原煤6.18亿吨,原油10405吨,铁路5.17万公里,各类轻重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有显增长。1978年,我国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按人均收入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而我国的教育发展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摘编自李文《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坚实基础》
材料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事立法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以下四部法律:一是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了民事行为和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则;二是1999年《合同法》,实现了我国合同立法的统一化、体系化与科学化,构建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三是2007年《物权法》,构建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市场的正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四是2009年《侵权责任法》,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合理的侵权法体系和规则。最高立法机关还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民商事法律。不论是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人格权法等基本民事制度,还是民法方法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都进步迅速,民法著述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壮观。在短短的四十年内,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法治发展道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利明《中国民法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雍正帝接受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废土司为府、州、县。1731年,这项工作初步完成。改流的实行,清军驻防地扩大,雍正为加强对新设府县的控制,增添营汛(戍防军队)。在改流地区,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实行按田亩征税的原则,但征收多少,又根据当地的情况来确定,一般少于内地。很多土民有了土地,大有重见天日的感觉。
——杜诗瑀《清世宗雍正传》
材料二:
清朝前期大事年表(部分)
1653年 |
册封五世达赖为“达赖喇嘛"尊号 |
1683年 |
清军渡海远征,收复台湾。 |
1684年 |
清朝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 |
1713年 |
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 |
1757年 |
彻底击败准噶尔部 |
1727年 |
清朝设置驻藏大臣 |
1759年 |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
1762年 |
设伊犁将军,总领军政事务 |
材料三:清朝的所谓“开疆拓土”,就是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材料一:19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销自由贸易政策,是为全球化的第一次高潮。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英国取消了有利于本国地主和农民的保护性关税。1854年,《航海条例》被取消,外国商船得以在英国控制的口岸进行贸易。1860年,《科布登条约》签订,英国和法国同意互相降低关税……“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张全球化的旗手,是为全球化的第二次高潮。与英国以一己之力来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同,20世纪40年代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关于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通过这两个体系,美国确立了其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材料二:逆全球化在全球化的高潮之际从不会缺席,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也不断受到各种“逆流”的挑战。先是1949年成立的受苏联控制的经济互助会与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分庭抗礼,接着是欧洲各国经济的恢复,以及日本经济在亚洲的崛起……于是,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宣布放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通过美元贬值来平衡国际收支。
——摘编自汪毅霖《“逆全球化”的历史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