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情理结构”的哲学价值
儒家所关心的“情”始终不离生活,而生活本身也是情理合一的。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情感哲学从未走向唯情论或泛情论,动物性的欲与社会性的理被交融为一,这就是所谓的“情理结构”。回归到人类情感的角度,儒家哲学给人们带来的最新启示在于:在人性结构当中,“情”到底会扮演何种角色?
儒家的“情理结构”来自孔子的仁学,但“仁”究竟是怎么来的?在孔子那里起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将外在的“礼”归于内在的“仁”。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了外在的礼乐,而孔子则释礼归仁。但孔子更希望“人者仁也”,也就是每个人要“依仁”而行。另一个则是仁的“巫史传统”之源头,“巫”被理性化为“礼”,而礼乐当中仍包蕴巫的感性要素。巫传统不仅可以被视为天人合一的始基,也可以被看作人与仁相交通的基座。所以,从“巫”到“礼”再到“仁”,更不用说“乐”本身,皆含深情。
孔子之“仁”是一种合“礼”之情,也是一种“理”化之情,在儒学那里,情理始终是合一的。情理结构的生理根基并不是源自单纯生理的食色情欲,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的、向善而生成的深层情感,但这种情感又是被社会化的,是通过人文教化与濡化而成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即每个人从己出发,所要达仁,仁就会来。孔子重在先有求仁、达仁之心、之志,进而付诸践行,所谓“仁道不远,行之即是”。这样一来,所欲、所求与所行达至合一,仁自然而然就会来。而仁之所以能来的前提便是“性相近也”,人人皆有感通而近似的仁之心,而此心就是有“情”的,亦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所以,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复归于仁,仁就来临,仁与人才合体为一。孔子的“成己之学”,心理动力就在于“欲仁”,而欲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动力。仁并不是从“先验结构”中来的,西方哲学所追寻的理念、天国与物自体是高蹈于虚处的,而仁则是实实在在就在“践履”当中的。这种中西差异的根本在于,西方哲学走的是理性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哲学恰恰由于重情而另辟一条智慧之途。仁就来自人自己,无须外求于纯理,这是孔子儒学的大智慧。
在儒家看来,“情”在人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始一终的,既是发端又是终端。所谓“始”,就是“道始于情”,这是人性结构的根基所本。此处之“情”,不仅是人类普遍源发的情状,而且也是人类根基共有的情感。所谓“终”,则为“孔颜乐处”,这是人性结构的境界追求。所以说,儒家情感哲学的“执两用中”就在于:从现实出发上是“道始于情”,在生存境界上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这才是当今儒家创造性转化出来的当代智慧之一。
(摘自2015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作者刘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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