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私田开始出现
②农业产量的提高
③“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
④小农经济逐步形成
①从世卿世禄到军功受爵
②从工商食官到重农抑商
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
④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
行业 | 数量 | 占比(%) | 行业 | 数量 | 占比(%) |
机械工业 | 181 | 40.4 | 食品加工 | 22 | 4.9 |
化学工业 | 56 | 12.5 | 教育用品 | 37 | 8.2 |
电器工业 | 29 | 6.5 | 矿冶 | 8 | 1.8 |
纺织工业 | 97 | 21.7 | 其他工业 | 18 | 4 |
1936年 | 1937年 | 1938年 | |
棉纺织业 | 100 | 81.7 | 69.8 |
面粉业 | 100 | 77.5 | 72.5 |
机器业 | 100 | 99.6 | 56.0 |
各业平均 | 100 | 85.5 | 74.9 |
①民族工业逐步萧条②外国资本超过民族资本
③民族工业发展比例失调④日本侵华破坏民族工业
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②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应对严重的危机
③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④苏联大量进口西方机器设备,迅速实现了工业化
下图为某学者所描绘的1700年以来中国、美国、西欧、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比重曲线图。其中与中国相符的是( )
年份 | 年均增长率 |
1948-1960 | 6.7% |
1961-1965 | 8.0% |
1966-1970 | 10.4% |
材料一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与西方资本主义诸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工业革命和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等内力作用实行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化代不同,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涂文学《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材料二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这其中有科技因素、市场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两个“低价获取”,一个“牺牲”。第一个“低价获取”指户籍制度把农民强制性限制在农村,以此为企业和城市发展获得了廉价农村劳动力。第二个“低价获取”是地方政府多年来都是压低土地价格来为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及地产商发展创造条件,降低他们的投资成本。虽然提供了许多劳动机会,但也使收入差距拉大。用低价的土地和低价的劳动力,形成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牺牲”就是环境的牺牲,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环境造成了一些不可修复的破坏。
——《财经网》对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专访:未来部分土地制度的改革将会被倒逼进行
材料一
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禁海之后,绝迹不见。这可见外国货币之侵入,必限于与外国通商之时,及与外国通商之地。前此中外交通,时有绝续;又多限于一隅;所以不能大量侵入。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外国铸造的货币,使用的便利,自胜于我国秤量的金银(其称量之法,且不划一)。外国银圆,遂滔滔输入,而以西班牙、墨西哥两国最多。中国的自铸,始于光绪十三年(广东张之洞所为),重量形式,都模仿外国银圆,以便流通。此时铜钱之数,颇感不足。光绪二十七年,广东开铸铜元,因其名价远于实价,获得颇多。于是各省竞铸,经谋余利,物价为之暴腾。
——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美国政府在1934年6月公布了国会通过的“购银法案”,明确规定美国应该增加货币发行保证的白银份额,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亦即白银准备必须达到黄金储备的1/3,这样就以立法形式决定向外大量收购白银。“购银法案”通过后不久,美国政府又于8月9日宣布了白银国有令,规定国内现存白银须于三个月内交国家造币厂统管,凡交到造币厂的白银必须用于铸造标准银元,或充作通货准备。
——中学锋《中国近代对外开放史》
材料三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集中钞票发行权。(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金。(四)规定法币不能兑现(银)。但可在指定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对于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英美派出了自己的经济专家参预了法币改革的设计工作……英美支持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使日本受了极大的刺激,日本侵略分子叫嚷;英美对中国法币改革的支持,已经以“有害于日本的方式”加强了中国的力量。
——摘引自姚会元《“法币”及其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