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至18世纪,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直到1842年,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是广州“一口通商”,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全国进出口货物一下子汇集到广州,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的国旗,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此时,从美洲、日本等地区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之间,占到了世界白银总数的近半数。
——摘编自《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
材料二: 清朝康、雍、乾长达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总体稳定,清政府取消了人头税,根据耕地面积确定税额,减轻了下层百姓负担。农业上普遍采用了轮作、复种、多熟等农作制。玉米、甘薯等耐寒、耐旱、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们将林木覆盖的山地和草原广为开垦,人口从清初的1.8亿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的4亿之众,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一些地区“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与前”“田地贵少,寸土为金”,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现象凸显,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各地民变此起彼伏。
材料:唐代文明是否兼收并蓄,有如下评价:
“唐代的社会和文化吸收此前数百年间的历史遗产,能够兼容并包地摄取外来的各种文化营养。”
——(《The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A.Wright D.Twichetted 1973 YA Le)
“尽管在宗教、艺术、器物等方面,通过西域传来的印度、中亚、西亚等文明,对于唐代的习俗、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唐代的官职、兵制、刑法、赋役等主要制度都渊源于先前的王朝,并没有因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重大的改变。”
—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
“当时的兼收并蓄,是为了追求大一统的极致,是要在差异中求一统,而非真正鼓励多元化的发展……开放趋势与保守倾向并存。”
——邓小南《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唐代史知识,围绕“开放”与“保守”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大名商人出身的北方汉族财相卢世荣主持财政期间,向忽必烈提出一条改革意见,其内容是:用官钱购南方棉帛运到北方牧区换取羊、马,然后把这些羊、马交给当地牧民订合同放牧取利。合同规定皮毛、筋角、酥酪等的十分之二给牧民,其余由官府出售。“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忽必烈听罢卢氏建议后说,这是“祖宗时欲行之而未果”的计划。他要求卢世荣尽快推行。卢世荣死后他的其他许多经济管理意见在忽必烈那里并没有因人废言,这条意见也是没废弃的。卢世荣之后的财相藏族人桑哥执政间创建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至元二十四年夏忽必烈同意忻都(蒙古贵族)以新钞11.06 万锭,银1 593锭、金100两付江南各省与民大规模互市;次年九月桑哥请示忽必烈批准营造五个库于禁中贮币帛,当与这个农牧南北大贸易蓝图的实际实施相关。
——摘编自张岱年等主编《中国全史》